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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自己成功申請到了“國家天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項目”(以下簡稱“青年基金”)，任教於一所部屬師范大學的青年教師胡峰(化名)說“心裡的石頭終於落了地”。農業工程專業博士李明則發了一篇博文，《十年磨一劍，祝賀自己獲批國家天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
“國家天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項目”是國家天然科學基金委專門為年輕科研人員設立的項目，要求男性申請人在35歲以下，女人在40歲以下。近幾年，在高校青年教師中，針對這一上限為30萬元的研讨資助項目，正在掀起一股“申青基熱”的浪潮，青年基金越來越牽動著“青椒”(青年教師——記者注)的喜怒哀樂。
每年的6月到8月，青年基金的評審結果會陸續傳出來，在科研人員集合的網站小木虫和科學網上就會彌漫著一股“躁動的情緒”，《青年基金決定了一個年輕高校教師的科研生计！》《評審青年科學基金中的問題與收獲》《國家青年基金申請失敗兼對中美科研不同的一些主意》這樣的博文不斷被置頂、熱議，引發社會的關注。
本年8月，一篇題為《范進中舉式的青基勝利》的文章在網上流傳，作者稱申請到青年基金后體會到了“范進中舉式的喜悅”，這種說法得到不少青椒的認同。有人還將“中基金”和“中舉”的类似性進行了比較：都有必定的難度，中了今后社會位置驟變，中了今后經濟情況改进，中了今后人都比較癲狂。
申請基金和“中舉”還有一點类似，便是成功之前往往會歷經屡次失敗。北京一所211高校的青年教師耿昊(化名)是在連續3年申請失敗后，才在本年8月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據統計，每年約有1萬多人成功申請到青年基金，在成功者的死后，是三倍於這個群體的失利者。
在與任職高校簽訂3年崗位目標時，上海青年教師張凱(化名)發現，申請青年基金作為其间一項重要的指標，被明確列出。
這意味著，假如3年內他沒有成功申請到青年基金，發表論文的數量和質量又不盡如人意的話，學校有權將其調離科研崗位。幸運的是，張凱在入校后第一年就“中標”了，但這已經是他博士畢業之后的第三次申請。
“青年基金是年輕人走上科研路途的第一桶金。”復旦大學青年教師姜波(化名)說，“這對年輕人科研‘開張’的意義严重。”採訪中，“第一桶金”作為青年基金的代稱，被多位青年教師頻頻提及。
對於“青椒”來說，青年基金確實是科研經費的重要來源。得知拿到青年基金后，張凱很興奮：“起碼后3年的經費不必操心了。”
張凱說，學校和上海市教委都對青年教師搞科研給予支撑，分別為新教師供给3萬元和5萬元的科研啟動經費，“但這筆錢並不經花”。張凱以自己為例，要置辦藥品和研讨設備，幾萬元十分简单就花出去了。“有了青年基金，基本上需求的東西都能够去買，能好好做科研。”張凱說。
但更多的青年教師並沒有來自校方和当地教委的科研啟動經費，他們可依賴的，隻有青年基金。耿昊剛進入其地点高校某國家重點實驗室時，隻有兩萬元的實驗室開放基金。而他做的實驗又十分“燒錢”，開始他隻能依托於其他老師的項目來做自己的研讨。但每個項目都有各自的任務，無法讓他探究自己感興趣的方向。
“像我們師范類院校，橫向研讨(指與企業协作的應用類研讨——記者注)的經費很少，隻能盼望青年基金之類的縱向經費。”胡峰說，“曾经沒有申請到項目，隻能花課題組其他老師的錢，總感覺欠別人的。”
申請到青年基金后，胡峰才終於確定了自己的研讨方向，此前，他在兩三個研讨方向之間糾結不定。心裡的石頭落了地之后，他決定在他的青基申請簿本的方向上深化下去。“輕易換研讨方向，對今后申請基金，特別是申請重點(國家天然基金重點項目——記者注)和杰青(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記者注)影響很大。”他在小木虫論壇寫道。
在准備申請書的3個月裡，胡峰一向處於焦灼狀態。他一遍遍地修正，期望讓簿本更有或许獲得評審專家的青睞。
“寫到后边，感覺就像是在寫八股文。”胡峰說。在寫作的后期，精力不是花在研讨簿本的創新點上，而是在研讨措辭上。“不能讓評審人覺得不舒畅。”他說。“號稱國內初次發現某某理論、有某某远景，這往往讓人恶感。”而這也是“過來人”給他們的指導。
胡峰的壓力和焦灼不是個例，也不是偶尔。作為“青椒”科研“第一桶金”的青年基金，不隻能讓年輕人的科研生计順利“開張”，還對和高校教師利益亲近相關的項目申請、職稱評定，影響严重。
在一些高校，假如講師沒有拿到青年基金，就無法評副教授職稱。申請到青年基金的第二年，胡峰順利晉升為副教授。而他的一位搭档，因為申請青年基金屢有曲折，無論是職稱評定還是進一步申請“面上項目”，都落后於他。“面上項目”也是國家天然基金委的資助項目，經費額度更大、申請難度也更高。一般來說，申請其他國家級項目，都會要求申請人有掌管過國家項意图經驗。
胡峰說，依照學校現行的績效查核體系，假如沒有拿到青年基金，老師的績效工資會少许多。此外，在高校的生態系統裡，職稱和項目也劃出了“青椒”的人際圈子。胡峰認識的一位老師已經做了七八年講師，雖然論文數量也不算少，但便是因為沒有拿到青年基金，一向沒能晉升副教授，學院領導對她也一向“愛搭不睬”。本年，該教師成功申請下青年基金后，學院領導對她的態度“明顯變得熱情了”。
在無錫一所高職院校任教的錢王歡申請到青年基金后，分院領導找他談話，鼓勵他繼續深化研讨，說實驗場所和人員以及設備，都能够提要求。“有了經費，我能够申請自己的實驗室和辦公地點了。”錢王歡說。
耿昊則說，“在研讨型大學，沒有青年基金很難生计下去”。每到歲末年头，無論是985、211高校還是普通高校，都會召開全校性動員大會，鼓勵青年教師申請青年基金。有的學校還會舉辦預評審，請來成功申請到青年基金的教師和專家做評委，點評申請簿本的細節、可行性，乃至還會為申請人供给一對一的指導。也有學校會特意找來具有基金評審資格的教授做點評，以添加“中標率”。
從上一年11月開始，張凱任職的高校就開始陸續舉辦申請青年基金的講座和共享會，張凱一場都沒敢錯過。除此之外，學校的科研行政人員還會幫青年基金的申請者們搜集資料、修正錯別字，財務處專門幫忙審核基金申請書的經費預算。
前幾年，胡峰地点高校為了鼓勵科研人員多申請科研基金，還專門撥出上千萬元的獎勵經費。胡峰申請到青年基金后，校方還給了他5萬元的獎勵。那幾年，學校教師申請到的項目數量和質量都創了新高。但隨著申請到的項目越來越多，學校的考評標准也會“水漲船高”。
“沒有項目就評不上職稱，評不上職稱就沒有學生，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耿昊說。
盡管成功申請到了青年基金，耿昊還是覺得研讨經費捉襟見肘。他做的研讨需求到西藏採樣，去一次的花費至少10多萬元。“青年基金的錢必定不夠。”耿昊說，抱负狀態下，多做幾次户外採樣更能確保准確，但青年基金的預算约束隻能做一次户外採樣。
但對於那些申請失利的青年教師來說，耿昊的“梗”仅仅個“甜美的憂愁”。许多女人青年教師博士畢業后忙於結婚、生子，在科研上花的精力天然就少了，作业七八年，還沒拿到青年基金。沒有青年基金就很難評上副教授，隻能轉崗成為實驗員。
在一些青年教師看來，與女人申請者40歲的年齡紅線比较，“低於35歲”這一年齡约束，對於男性申請者“或许愈加殘忍”。“有的博士剛作业就30出頭了，假如再做兩年博士后，就意味著他們沒有太多失敗的機會。”張凱說。
胡峰的一位搭档是作业幾年之后讀的博士，从头參加作业后超過了青年基金的年齡约束，他隻好直接申請“面上項目”。但在沒有拿到青年基金的情況下，直接申請“面上項目”，難度就更大了，壓力也更大。现在，這個老師已經40出頭，但仍然仅仅講師職稱。“在學院就不太受重視，自己也很郁悶。”胡峰說。
胡峰回憶，與他同年申請青年基金的搭档，得知失利后哭了兩天，“比較優秀的教師，又很尽力，很難承受這樣的結果”。
壓力不僅來自於職稱和工資，對於寻求學術成果的青年教師來說，申不到青年基金，就意味著其在科研的起步階段就落后了。與同行比较，越早拿到青年基金，就越早起步，也就越有或许更早確立自己的學術位置。胡峰說，假如一向拿不到青年基金，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中部地區某高校一青年教師在讀博士期間就發表了影響因子很高的論文，畢業后聘任學校對其寄予厚望，但他申請了3次青年基金，都以失敗告終。“第一次失敗，我们覺得情有可原﹔第2次，我们就對他的才能有點懷疑了﹔到第三次申請失敗，他簡直要崩潰了。”他的搭档說。
申請結果出來之前，這位老師幾乎天天上“小木虫論壇”看關於青基的音讯。結果出來后，搭档們都不敢跟他談起青年基金，也不知道怎麼安慰他。
“申基金熱”的背面，折射出现在的高校評價體系仍然是重科研輕教學，在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過程中，多名青年教師表達了這一觀點。雖然许多高校再三強調教學的重要性，可是，鼓勵科研的“手”遠比鼓勵教學的“手”強有力得多，“有许多硬杠杠”。
華東理工大學教師牛德超曾作為“香江學者”在香港理工大學進行博士后研讨，他發現，香港同行們並沒有“趕快拿項目、趕快發文章”的緊迫感，而能够更從容地做些研讨。“香港那邊對論文、項目要求真的不高！”牛德超慨叹。但在內地高校，假如一個老師幾年都沒有拿到項目或發表論文，就很難在剧烈的競爭環境下生计下去。“大陸高校人多、資源又少，我们會更急於求成，競爭壓力大”。(本報記者 李雅娟 馬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