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健于行”与的革命秘诀

  。与云贵川相比，中原文化早已发展于此地。“九歌”“离骚”称为“楚”辞，岳麓书院闻名于一时，船山先生遗泽于此地子民，近世的科举功名之途，也显得比云贵川宽坦得多。湖南也有苗、瑶等少数民族，但不同于北方，他们在政治上不占主导地位，并不能将其文化强制地加于汉人，汉人反从他们身上吸取了强韧刻苦的习性。湖南的民风士习，正如林增平先生所分析的那样，质朴实，守先正，去浮靡。湖南士子与江南学人相比较，前者健于行，后者善于思。这种思与行的差距，我们也许能从江南汉学发达、湖南经世致用盛行的比较中体会出来。这显示了新土地开拓者的风范。

  湖南人要么不说话，湖南人一说话，全中国都在听。湖湘文化可当作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正统”，以此来认识、思考、评价。旦将湖湘文化置于这种地位，它的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

  “经世致用”学说的提出，能够说是湖湘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但湖南仅仅是参与者和共同领导者，还不能说是“经世致用”学派的大本营。这是因为，龚自珍、林则徐、包世臣等“经世”大家非湘籍人士；这还因为，湘籍人士中的有力人物此时仍任官外省，陶澍任江苏巡抚，贺长龄任江苏布政使（后改江宁布政使），魏源此时亦活动于江苏。如果再考虑到林则徐、包世臣等此时在江苏的经历，那么，对于“经世致用”学派说来，江苏比湖南更像母地。这一现象说明，湖湘文化此时尚未摆脱从属于南方文化中心即江南文化的地位。“经世致用”学说用民间传统文化的精义研究当时的问题，寻找挽救清王朝颓势的方法，这又表明湖湘文化最初时期以中国文化“正统”自居的特征。

  真正使湖湘文化达到高峰的是湘乡人曾国藩。他是一位理学大师，又崇尚“经世”学说，丁忧在籍守制，恰遇“洪杨造反”。激发他出组湘军的原因，一是朝廷危困，二是名教不存。他决心卫道，朝廷让他编练保卫地方的团练，他却编练出卫护王朝圣道的军队。他那著名的《讨粤匪檄》举起了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旗帜，召集了大批倾心于性理之学的湖南士子。通过《讨粤匪檄》，曾国藩不自觉地把“正统的”中国文化的中心搬到了湖南。为什么这个中心不能搬到北方？我们大家可以看看在文化中心北京城内掌握政治和文化最高权力的人们，赛尚阿、裕诚、文庆、肃顺、穆荫、柏葰、倭仁等等，他们和他们手下的一批人有此等民间传统文化的素养？北方督抚多为满人，他们何能容得下具有较高民间传统文化素养的汉人们做此等事？就是咸丰帝，不也是听到了曾国藩以一在籍侍郎振臂一呼连战获捷的谗言后，对曾充满疑惧吗？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名教卫士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对于西方的态度。对西方的文物制度，曾国藩等人在思想深处是轻视的，而对其器物技艺，又赞叹不已。西方的利器火炮，曾国藩、胡林翼毫不犹豫地加以利用，在湘军创建之初就用之装备水师。后来，曾国藩又提出了“师夷智以造船炮”，并首创近代新式工业——安庆内军械所。左宗棠更是创建了规模可观的福州船政局，并在该局设立了最早的新式学校——船政学堂。从名教卫士到洋务大员，看起来有点滑稽，其实不然。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从来不是完全排斥的，施以柔韧而又持久的融合力，包容和消化外来文化，最终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曾、左的举动也正是如此。他们企图枝节地吸收西方“技艺”，服务并最终归化为中华。但形势不同了，大闸一旦打开，洪水汹涌而入，他们没看到也没想到他们这种举动的最后结局。湘军半中国，督抚半湘人。湖湘文化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确立了其在中国的地位。这一段时期湖湘文化的实体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观其对当时来势甚猛的西方文化的态度并与其他各类文化作一比较。湖湘文化与北方的满洲贵族集团不同，与起源于安徽发迹于苏南的淮军系统不同，与沿海开埠口岸不同。与北方的落后相比，湖湘文化是先进的；与沿海的开放相比，湖湘文化又是保守的。这种又先进又保守的特征，正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基本特点。

  但是，先进的文化总是容易接受更先进的文化，就如江南文化吸收西方文化最快一样。湖湘文化相对北方文化先进，它在接受沿海文化（西方文化）时，也比北方地区更有表现。甲午战后，陈宝箴抚湘，会同江标、黄遵宪以至梁启超等人，开矿设厂，创办学堂，推行新政，风气急变。陈宝箴等人的举动，并不说明湖湘文化的发展此时已经饱含着一种新精神，相反，陈宝箴实施的此类沿海沿江地区已经不足为奇的项目，在湖南遇到了比沿海沿江地区更大的阻力。但是，陈宝箴的举动在北京地区又似无可能行得通。湖南此期的新政，说明的是沿海文化对湖湘文化的改造，而改造的本身不又说明了湖湘文化仍有其先进一面吗？

  就文化意义上讲，从维新到革命，湖南不再扮演中军主帅的角色。维新的思想产生于广东，康有为、梁启超为正副旗手，谭嗣同、唐才常归之于旗下。革命的思想产生于广东，孙中山为旗手，黄兴等一大批湘籍人士归之于旗下。从维新到革命，起决定作用的是沿海文化中的广东文化，而不是湖湘文化。湖湘文化并没有提出维新或革命思想理论。谭嗣同、黄兴等湘系人士的作为，说明了广东文化对湖湘文化的影响。同时，湖湘文化对沿海文化的选择，倾向于广东而不是上海，这里有地缘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湖南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发展。而这一因素又决定了，不管沿海文化的影响多大，湖湘文化不可能再进一步，摆脱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跻身于沿海文化。由维新到革命是由沿海文化占主导而不是由湖湘文化占主导的说法，并不是否定湖湘文化对湘籍志士的产生所起的作用。质朴健行的习气，在“内圣外王”“重义轻利”的激奋下，变成了勇于任事、舍生取义的壮举。沿海的思想，湖南的行动。湖湘文化哺育不出思想家，却造就了一批实干家。从维新到革命，大量的流出来的是湖南人的血。君不见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宋教仁、蔡锷……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慷慨悲怆的楚风，自汨罗江畔的屈原之后，一度沉寂。岳麓山上的坟头，悲哉壮哉，激励了千千万万的湖南人的奋起，赢得了万万亿亿的全中国人的仰慕。

  20 世纪 20 年代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使人们对湖南社会有着深刻的印象。交通的便利，信息的快捷，使人们更容易将湖南与沿海相对照。今天的湖南人，未出省门就可以感受到“南风窗”的强劲风力，亟欲思变。这仍是近代湖湘文化留存至今的影响。

  在 20 世纪，湖湘文化哺育了一位奇俊之才——。以他为中心，围聚着一大批湘籍领袖人物。群星璀璨，难以一一列举。

  出生在离曾国藩家乡不远的湘潭。自然气候、风土人情两地基本相同。早年的经历，两人亦有相同之处，农民出身，习学湖湘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青年推崇过谭嗣同，但又似更推崇曾国藩。但是，时代变化了，湖湘文化经历了维新和革命改造后已不再是曾国藩时期的那个样子了。

  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使他对中国的农民、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有着极其深刻精辟的认识和理解。以农业为主体、稍有一些近代工商业的湖南，正是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极好场所，当时整个中国不正是那样么？

  居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正统”地位、又稍稍受到沿海（西方）文化冲击的湖湘文化，正是理解当时中国文化的极好模型，当时整个中国的文化也类似于此。湖南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使把握住中国的传统，同时又使之对西方不感到陌生。中国的问题完全用西方的方法来办，必然要遭到传统的巨大阻抗；而完全用传统的方法来办，那已落后于时代。 两者都是不行的。我们若将湖南与整个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是那样协调，湖南不是广东、不是上海，也不是河南、不是陕西，湖南是中国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讲，湖南是中国的钥匙。一朝识君，终身受用。后来的事实也说明，湖南奠定了他成为伟人的基础。

  深谙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但并未为之所缠绕、所倾迷。从湖南社会反映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巨大灾难，使之追求拯救中国之道。他来到了长沙，来到了北京、上海、广州，很快抛弃了曾国藩，致力于新知，从梁启超到亚当· 斯密，从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他曾派送留欧勤工俭学的学生至上海，到了海边时又戛然而止，终未放洋。湖湘文化中健于行的品质，使他没有走上学者的道路，尽管他的才思文笔足以使他成为大家，他要行动，开始了他那“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事业。

  做过宣传工作，也做过学生工作，成绩虽然不小，但也不显著，并不为当时的陈独秀、张国焘等人所重。当他一旦从事农动而触动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时，他那惊世的天才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

  明了西方文化。但是，他那西学知识的积累要逊色于民间传统文化的根基。对西学，他并不如当时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或者那一大批留洋人士。对旧学，胜过于他的人，当时已多到无法列举。的厉害之处，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而且结合的方式又是那样的特殊，他用西方文化（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传统，用改造了的传统来反对传统以及新的敌人。在他的手中，农民革命、武装割据等等古老的中国传统，一下子又变成了新的东西，且运用手法之娴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率领了一批旧时代的人——农民，取得了新时代的胜利。的胜利，向人们展示了，不了解中国的传统，就不能战胜中国的传统。湖湘文化在个中的作用是绝不能低估的。

  历史让曾国藩与扮演了相似而又相反的角色。1853年，曾国藩从长沙带出了一支湘军，运用中国古代的营制阵法，由湘而鄂而赣而皖而苏，了传统王朝的传统敌人——太平天国。

  1927 年，从长沙带出了一支工农革命军，大量运用中国传统的战法，从湘赣闽至陕甘宁至北中国至除台湾以外的中国大地，打倒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他们都率领农民，他们都利用传统，但他们两人的位置恰好相反。前者是用传统的精义来维护传统；后者用改造了的传统去打击传统，招招式式，果然击中要害。前者是卫道士，由上而下；后者是叛逆者，由下而上。

  中国近代的历史，是湖南人胜利的历史。1864 年天京陷落， 1949 年攻占南京，在虎踞龙蟠的石头城上，两个来自湖南中部皆以“湘”字开头地方的巨人，在两个世纪中各自创造了最大的胜利。 毫无疑问，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巨人，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胜利，后者比前者更伟大。笔者将他们并列在一起，并不是想将他们不加区别地故意搅混，他们之间的区别、对立，已有成百上千的人说了成千上万的话，可不必再说；笔者的目的是为了指出站在他们背后的随时代变化的湖湘文化。

  本文节选自茅海建《依然如旧的月色——学术随笔集》（增订本），原刊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1期，原标题为“也谈近代湖湘文化”。